诡谲的扣款：助贷担保暗藏暴利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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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2025年金融315投诉曝光台

　　来源：北京商报

　　低至39块9，高到数千元，不少消费者身陷“莫名被扣款”谜局，在他们齐齐把矛头对准支付公司之时，殊不知，背后竟是助贷公司等在“作怪”。看似年化利率24%的贷款产品暗藏玄机：助贷平台的“双担保”模式下，除借款本金、利息、融资担保费之外，还有一笔单独收取的高昂担保服务费，综合实际还款金额来看，年化利率已远超36%法定利率红线。而这竟已是助贷行业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助贷平台为了牟利，借担保机构进行借款账户外的额外收费。而门槛低的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成为其牟利的伙伴。近半个月以来，公司名称或业务范围中包括“融资性担保”的新增企业竟已超2000家。

　　息费拆分多方收费、变相抬高贷款利率、信息透明度不足……拨开消费者“莫名被扣款”谜局背后，一条围绕助贷“双担保”的暴利链引起广泛关注，乱象之下，一场针对助贷规范的重拳监管，也在酝酿之中。

　　“莫名被扣款”谜局

　　“莫名其妙银行卡被扣款2000多！”查到账单这一情况时，李明（化名）称吓了一大跳，“本来就缺钱，这下可好，雪上加霜”。

　　这笔扣款为2224.56元，根据扣款信息，交易时间为2月20日，业务摘要为“理财”，交易场所显示为“通联支付-联科非融资性担保（深圳）有限公司”。

　　而进一步问询通联支付公司才知晓，这笔名为“理财”的扣款，竟是出自联科非融资性担保（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科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该笔扣款商户主营贷后服务，因用户通过App全民钱包借款收取。

　　李明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他近期并未下载全民钱包App，不过1个月前曾在一个名为“花鸭借钱”的平台上有过借款记录。申请额度后，由“易得花”推荐的贷款，金额14000元，由一家民营银行发放，还款总金额15885.96元，综合年化利率24%，分12期还款，每个月还款金额1323.83元。

　　“明明当天已经被扣1323.83元的还款，那这2000多又是什么？”李明称，万分疑惑下，他最终在花鸭借钱平台上发现了端倪。原来，在易得花撮合的这笔15885.96元借款账单之外，竟还藏有一个高达3132.72元的担保服务费账单，李明在1月20日借款成功后，2月20日便被强制扣除了2224.56元的担保服务费，除此之外，剩下的11期担保服务费每个月均需还82.56元。

　　而诡谲的是，除了单独收取的这3132.72元担保服务费外，李明15885.96元的借款账单中，每一期还款中同样有收取融资担保费，据其还款页面，其交易场所为连连银通-北京中保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保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不难发现，除了还款本金及利息外，其还包含相应融资担保费用。

　　正如连连支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北京中保国信委托我们提供支付服务，因此我们根据合同条款收取了用户的担保服务费后给到北京中保国信”。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由通联支付扣取的2224.56元担保服务费用，李明在贷款前全然不知。“我并未在贷款过程中看到有明确提醒，说会收取高额担保费用，也没签署过相关融资担保合同，甚至在强制扣款前也没看到有相关告知，直到被扣款才后知后觉。”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融资担保是增信措施，但本质上是一种服务，贷款平台在推荐该服务的时候，消费者享有相应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未明确提醒告知直接扣款是对消费者基本权利的侵害。

　　在李亚看来，相关贷款平台、融担公司、支付机构、放款银行在业务操作上，均应充分披露贷款机构、费用结构、增信措施、支付机构等各类信息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在需要购买服务上应充分告知消费者，获得消费者的同意，支付机构在进行代扣上应进行有效识别和充分授权，尽到合规的审查义务。

　　远超36%利率红线

　　一次牵出7家相关机构的利益链，李明直言这一贷款太不简单。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这场“莫名被扣款”牵出的贷款行为中，由花鸭借钱（运营主体“黑龙江晟唐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平台服务，再进一步将李明贷款需求推荐至易得花（运营主体“兴弦网络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后者作为助贷方再将贷款推荐给银行。

　　不同寻常的是，这一层层推荐的助贷环节中，还嵌套了多个担保收费服务，其中包括借款账单中涉及的中保国信融资担保公司，以及担保服务费账单中涉及的联科非融资性担保公司。

　　对于李明所述情况，北京商报记者下载了花鸭借钱App进行亲测，在同意多方协议、填写多项信息并进行人脸认证后，花鸭借钱向记者给出了来自易得花等多个助贷平台的贷款额度，点击易得花尝试贷款发现，页面提及会收取相应的担保费、担保服务费、融资管理费，但对具体机构及对应合同，未明确披露。

　　“这其实是助贷市场中比较隐蔽的‘双担保’模式。”一资深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在这一模式中，借款人的息费往往被拆分成多个部分，分别由不同的担保公司收取。这些费用的计算方式和收取依据往往并不清晰，因此消费者在借款时难以准确知晓自己需要承担的全部费用，导致在还款时发现莫名多出了担保服务费等款项。

　　除了信息披露不明外，平台还存在诱导与误导消费者的情况。例如，花鸭借钱平台宣传贷款年化利率在36%以内，但对隐藏在背后的高额担保费用等只字不提，以李明贷款经历为例，尽管其贷款账户利率显示为24%，但综合其所需还款的担保服务费，年化利率已远超36%的法定利率红线。

　　在业内看来，将息费拆分并通过多家融担公司操作，可能使借款人实际承担的综合费用较高，增加融资成本，损害借款人利益。同时也有变相抬高利率、突破监管限制之嫌，这种模式下，息费结构相对复杂，借款人可能难以清晰了解各项费用的真实含义和计算方式，信息透明度不足。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表示，目前融资担保主要是为资质不足的借款用户提供担保增信。从助贷定价水平区间看，24%以内优质客群争夺战激烈，故一些机构已尝试向24%到36%区间进行拓客，但超36%确实严重侵犯了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给金融消费者带来了沉重的息费负担。

　　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同样称，担保公司未让消费者签署合同，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收取费用，也有违公平交易原则。“这一模式下，实际年化利率超过法定红线，但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主要原因还是平台和相关机构为追求更高利润，通过这种方式增加收入，但为了避免违规，试图通过复杂的费用结构规避利率的限制。但这肯定是不合理的，属于变相抬高消费者实际借贷成本的现象。”

　　超2000家担保机构集中涌现

　　助贷的“双担保”模式，实则已成行业内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北京商报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双担保”模式的出现，从市场需求来看，一方是助贷平台希望通过高定价来覆盖下沉资产的坏账风险，实现盈利；而放款的金融机构则需要扩大资产供给，获取相对较高的固定收益。

　　从具体模式来看，不同于传统的融资担保服务，“双担保”模式将其拆分为两部分，通过两家担保公司来实现。一般息费设置为“24%+X%”的组合，其中24%的部分包括借款利息和融资担保费，而“X%”部分则为担保服务费，由另一家担保公司代收，费用单独收取，也就是消费者反映的“莫名被扣款”部分。

　　从表面上看，这种拆分方式使得消费者借款账户定价在24%以内，符合监管对部分金融产品利率的限制，看似有一定的合规性，但实际算上单独被扣款的费用，消费者承担的综合息费水平达到甚至远超36%。

　　在“双担保”模式下，消费者在借款时，往往难以清晰了解各项费用的构成和计算方式，甚至因为一些助贷平台对融担费用等关键信息的刻意隐瞒或含糊其辞，使得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高额债务陷阱。

　　一资深从业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助贷平台给金融机构提供助贷服务，一般会给资金方交保证金做反担保，但发现这一模式下利率24%或36%根本“兜不住”，因此会再找担保公司以其他名义向用户收担保费。“前者是真担保不收费但上征信，后者是额外收费不上征信。”

　　另一从业者进一步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实际现在很多担保公司就是助贷公司的关联方，这样的模式就是为了能多个收费名目，所谓的担保服务费对助贷平台来说就是利润，也是风险备付金”。

　　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近两年小贷监管趋严，频繁出现小贷公司注销退出，不过融资担保公司却如潮涌般逆势而起。天眼查披露，仅在最近15天内，公司名称或业务范围中包括“融资性担保”的新增企业就超2000家，其中以“非融资担保服务”居多。

　　所谓非融资性担保，与融资担保服务的区别是，前者并未取得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但实际也在为法人及自然人提供担保业务。根据前述李明反馈的“莫名被扣款”的担保服务费，就由非融资性担保公司收取。

　　“目前助贷行业，绝大多数助贷平台36%的资产都是双担保模式，甚至会有一家助贷平台关联多家担保公司的情况，因此才会出现那么多担保公司，一方面是因为这类机构准入门槛低，平台好获取，另外，其实也是为了出现纠纷时更方便分散投诉。”前述从业者坦言。

　　针对消费者所述问题、多家机构对应关系、信息披露是否到位以及费用收取是否合理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向前述花鸭借钱、易得花以及与其相关的多家机构一一采访求证，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后者官方回应。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尝试联系联科非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采访求证，拨打了天眼查披露的多个个人电话，其中一位自称为该公司前任法定代表人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其此前已将该公司转让至现任法定代表人杨明燕，“我们之前注册了这个公司但并未实际展业，后来就卖了，现在公司什么情况不太清楚，最近接到不少被扣款的消费者的电话，我们也不了解”。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联科非融资性担保公司于2022年7月变更法定代表人，目前究竟是否进行实际展业，还是仅为助贷公司收费“外壳”，暂未可知，但从公开披露的员工信息来看，仍为0人。就此，记者进一步联系天眼查上公司2023年年报披露的个人电话，但截至发稿无人接听。

　　不过，李明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易得花客服经理已向其取得联系，可进行协商退款，并要求消费者承诺后续不会在任何平台及渠道发起有关易得花平台和其合作方的投诉。引发关注的是，李明此类遭遇并不少见，根据黑猫投诉 【下载黑猫投诉客户端】平台，搜索“担保”等关键词，北京商报记者发现，相关投诉量高达数万条，其中就有不少用户反映有平台“存在多收取担保费用和超额利息”“担保费用过高”“乱收费”等情况。

　　将迎监管重拳治理

　　此类助贷“双担保”模式，或迎来监管重拳治理。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监管部门开始对金融机构的担保增信贷款业务进行严管，其中就要求银行加强对合作机构的管理。

　　正如北京商报记者从一知情人士处独家获悉，监管正在酝酿相关业务管理新规，例如，商业银行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由合作机构提供担保增信服务的，应当将担保增信余额纳入对担保增信机构的统一授信管理，应当至少每季度评估一次担保增信机构的履约代偿能力，防范过度担保风险。

　　另外，商业银行应当与担保增信机构在合作协议中约定，担保增信机构向借款人收取的担保增信费率不应高于贷款利率，不得再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名义向借款人收取不合理费用。

　　值得一提的是，“双担保”模式问题仅是一角，助贷市场的乱象远不止于此。

　　例如，在隐私保护上，北京商报记者实测发现，在花鸭借钱平台上点击尝试贷款后，需填写多项个人隐私信息，并进一步上传身份证进行实名认证及填写紧急联系人。然而，在记者激活额度的最后一步，平台还要求用户一键勾选多家机构的系列授权及协议。

　　李亚认为，一键授权这一商业模式中，消费者是向谁授权、权利让渡范围都不明确，容易对金融消费者的决策产生误导。另外，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一键授权多家机构属于个人信息过度收集，这种一揽子授权可能导致用户信息被滥用，增加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另外，信息披露上，根据消费者反馈及北京商报记者亲测发现，在助贷平台授权一系列协议后，获得的是多个同为助贷平台的贷款额度，消费者在贷前并不知晓真实的放款方，只有再次勾选相关协议，申请贷款之后，直到放款成功，真正的放款资金方才露出真面。

　　“这一行为显然不合理，平台应在贷前以显著方式明确告知消费者放款资金方。建议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王蓬博说道。

　　针对助贷业乱象，业内多位专家指出，未来，金融机构、助贷平台、担保公司等都应加强自律，提高信息透明度，明确各项费用的收取标准和依据，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监管部门也需进一步加强监管力度，完善监管规则，填补监管空白。

　　北京商报金融调查小组